联邦大选后的第二天，一场罕见的春季风暴突袭安魁两省。十级大风呼啸整夜，社区忽然一片漆黑——竟然停电了。
电炉无法使用，只好出门寻觅一顿热乎饭。
一般在时候，最常见的选择就是越南粉。对于不少有留学或移民背景的人来说，这种价格亲民、口味清爽的汤粉，早已深植味蕾，一没饭吃就能想到。
等菜上桌时，妻正在刷手机，忽然把屏幕伸到我面前：“你看！”
原来是越南举办统一五十周年庆典的新闻。中国派出仪仗队前往参加阅兵，一队身姿挺拔、步伐整齐的中国军人亮相越南街头，引来大批市民围观。有越南女孩甚至激动地喊出“老公老公”，引爆了中国社交媒体。
我瞥了眼眼前这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粉，对妻说：“知道吗？你现在吃的这碗粉，其实跟解放军仪仗队参加的这个活动，还真有点关系。”
“此话怎讲？
这就有些远了，要从50年前说起。
50年前的1975年4月30日，北越军队占领了南越首都西贡（今天的“胡志明市”），标志着越南战争的终结与国家统一。今天越南的这个庆祝活动，就是纪念这个事情。
然而，许多南越人民并不接受北越的共产党政权。从西贡沦陷的那一刻起，数十万南越人，包括大量华侨，踏上了逃亡之路。他们被称为“船民”。
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旅途。尽管联合国在越南周边的香港、台湾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，甚至印尼等地设有难民营，但一路上的环境恶劣，风浪不测，匪盗横行，稍有不慎，便有性命之忧。
之前有历史资料说，当时有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的南越难民出逃，但是抵达难民营的只有不到80万。换句话说，海上有20万至40万船民死亡。
加拿大作为美国的盟友，前前后后接纳了大约20万的难民，安置在多伦多、蒙特利尔、埃德蒙顿等大城市。
这些难民来到加拿大之后，和所有的新移民一样，面临着语言不通、人生地不熟、求生艰难的问题，然而和之前颠沛流离的逃难相比，已经是天堂了。
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开起了餐馆，将家乡美食——越南牛肉粉带到了加拿大。在接下来短短的十几年里，越南牛肉粉店遍布加拿大的各大城市。一开始在唐人街，后来蔓延到其他社区，走到哪都能看到一家。
每到4月底，很多英文媒体都会单开一版，回忆这段历史。
比如，这里翻译一段今天《多伦多星报》的报道：
“1975年4月30日，随着西贡的陷落，越南战争宣告结束。然而，这场战争的余波并未就此消散。对于无数南越民众而言，这一天不仅意味着政权更迭，更代表着家园的失落与命运的转折。从这一刻起，数十万人，包括大批华侨，开始了惊心动魄的逃亡。他们被称为“船民”。
谭黄（Tan Hoang）就是其中的一员。那年他只有20岁。动荡爆发后，他骑着本田摩托在西贡街头奔走，亲眼目睹了士兵开枪、民众被捕的混乱场面。在港口，他看见无数人试图登上一艘驶离的船只，有人失足坠海身亡，也有人在绝望中引爆手榴弹自尽。劫掠四起，秩序崩解。
政权更迭之后，新的共产党政府实行配给制，民生困苦，饥饿蔓延。十年后，谭黄与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一起秘密造船，并贿赂士兵换取出逃机会。他们在海上漂泊四夜，途中遭遇风暴，最终抵达印尼。在难民营生活一年后，全家移民加拿大，在埃德蒙顿落脚。1995年，他在唐人街开设“金面馆”（“King Noodle House”），墙上至今挂着那艘载着他们逃离的木船照片。
类似的故事，在越南裔加拿大人群体中广为流传。庄雪荣（Nhung Tran-Davies）医生是1978年另一批“船民”的后代。她的父亲在战争中失踪，母亲带着六个年幼的孩子逃亡。她回忆，在战后的越南，饥荒泛滥，母亲曾遭士兵强暴，为了一袋米，人们可以被抢、甚至被杀。为了活下去，她的哥哥姐姐常常饿着肚子，把食物留给年幼的弟妹。那一年，她们乘船逃至马来西亚，几个月后获加拿大教会担保，落户埃德蒙顿。
武玲（Linh Vu）则出生在越南北方。她年幼时，母亲为了逃避战乱，把她扛在肩上，徒步300公里前往西贡，只为靠近家人。四年后，外祖父亲手建造木船，全家踏上逃亡之路。海上漂泊时，他们获一艘英国货轮救起，被送至新加坡难民营。几个月后，他们抵达加拿大，最终在埃德蒙顿开设了“Mai Mai越南街头厨房”。
这些亲历者大多再未回到越南。他们的回忆深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越南粉里，在海外落地生根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，在远离祖国的土地上延续文化、传递记忆，也将那段漂泊与挣扎的历史代代相传。
如今，每逢纪念日，像谭黄、庄雪荣、武玲这样的人们，依然会聚在一起，回顾那段铭刻于心的岁月。他们说，这是为了让后代知道，自由的来之不易，以及他们的根，从哪里来。”
愿那段苦难的记忆，随着汤碗中升腾的热气，被人们温柔地铭记；愿那些曾在黑夜中颠沛流离的人们，在异乡终得安身立命；愿他们的子孙，在自由的土地上继续前行，不忘来路，也不惧未来。
